插图：郭红松
几乎很难有人理解贾立群的这些“怪癖”——
一件白大褂、一台B超机，他的一天从早上七点开始，下班时间定然是无法保证的，经常有值班的医生看到，前一秒还在电脑前写讲稿，后一刻可能已经赶到了诊室或手术台。
他很少吃午饭，也不怎么喝水，学生们甚至没见过他的杯子。
“见过他特别累的时候吗？”同事和学生不假思索地摆摆手，“没见过。”
他脾气好，检查时，有患儿家长提出“特殊要求”——
“大夫，您能把白大褂脱了吗？我们家的孩子一看见白的就害怕。”白大褂脱下后，露出里面的羊毛衫，可孩子还是哭个不停。
家长又说：“您那毛衣上还有白色的条块，您能不能把毛衣也脱了呀？”好在里面还有件衬衣，正好是蓝色的，孩子这才安静下来，做了检查。
北京儿童医院原副院长穆毅还记得，10年前，一个两岁的孩子被诊断为恶性肿瘤，贾立群每年都帮他做复查，10年后，孩子考上了重点中学，那次赴京并不是为了检查，就是想和“贾爷爷”说声谢谢，汇报学习成绩。
每位受益于“贾立群B超”的孩子，都会谈起善良二字。他如何冒着风险，为患儿解决疾苦，通过仁心仁术获得自我实现，也让公众看到当下纯粹的医者风范。
这些不知何时被很多人遗忘的专业素养，敬业精神，肯为一件事钻研的态度，在贾立群这里找到了。
有这样的前辈是什么感觉？
——“一方面你很佩服，感觉他医术真高。另一方面也会觉得自惭形秽，和这么优秀的人一起共事，更需要努力啊！”
一次，年轻医生参加考试，被问到“阑尾炎的诊断标准”时，第五点实在想不出来，就写下了“贾立群B超”。
一
贾立群25岁就做了医生。
那时候，科里医生少，小病人多，空闲时间当属晚上，晚上八九点，他抱着白天B超“没看明白”的新生儿，回到科里继续检查。周边安静，有时，“突然就看明白了。”
他学的是儿科，但毕业时却分到了很多人不愿意去的放射科。定了科室，他有些顾虑：“在这儿，我能干出什么呢？”带他实习的老师说：“你可别小瞧放射科大夫，本事大，本事小，全凭一双眼。练出来了，病人得福，练不出来，病人跟着你一块遭殃。”
做超声医生的第3年，贾立群练出了“火眼金睛”——
那是个还在襁褓中的孩子，被外院诊断下腹部囊性肿物。门诊，贾立群足足看了半个小时，“确实有囊，但没看到膀胱，肿物会不会是膀胱？”贾立群觉得，自己判断得没错，但需要复查再证实。门诊结束，他和病房打了招呼，抱着孩子又来到B超室，在屏幕上找证据。画面一帧一帧掠过，他发现了囊下方有小尖状凸起，这意味着外院诊断为占位性病变是错的，“这就是胀大的膀胱，一根导尿管就可以解决问题。”
后来，年长的管床医生私下问他，你是怎么判断的？贾立群腼腆地笑笑，说：“我超声超出来的。”
成为医生之前，贾立群的梦想是当一名无线电工程师。1974年，他被推荐上了大学，可学的不是无线电，而是从未接触过的医学。在北京第二医学院，贾立群成了每天学习到最晚的人之一。一次，他把人的头颅骨借到宿舍，抱着它反复琢磨。不知不觉睡着了，再睁眼时，他发现头颅骨正和自己躺在一个枕头上。
贾立群也承认，学医是件苦差事。改行做超声医生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大部分的休息时间用于观摩手术，将手术中切下来的标本拍成照片，晚上到家与B超图像对比分析。同事胡艳秀记得，遇到看不懂的疑难病例，贾立群会从头到尾旁观外科医生做手术，这种坚定支撑着他走过早期的迷惘岁月。“我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根据的。”他的手在桌子上点着，很认真地说。
如果你见过贾立群最初工作时的状态，就不难理解这份底气背后吃的“苦”。北京儿童医院肿瘤外科主任王焕民愿意将时间倒推30年，一台超声机一间房，贾立群弓着身子写报告，笔端详尽地记录着超声检查所见、肿瘤大小，甚至是肿瘤性质，“什么部位容易长什么样的肿瘤，贾主任能具体报出肿瘤的病理诊断。”王焕民觉得，这早已超越了超声科医生能力范畴。
随之而来的，是贾立群在圈内的好名声。不少医生遇到“看不明白”的病例，会不约而同地在B超申请单上注明做“贾立群B超”。做完了，有的家长还用手指着B超机问他：“大夫，您做的是‘贾立群牌B超’吗？”
这被贾立群称为温暖的误会。最疯狂的时候，他可以连着48小时不睡觉，“如果第三个夜里还有病人，我就坚持不住了。”那次，贾立群熬到了凌晨4点，等病人的间隙，他很快睡着了，头一耷拉，笔杆就戳到了眼睛。
一次，他在外地开会，回京航班取消。为不影响第二天上班，贾立群改飞石家庄，连夜转坐绿皮火车，一路站到北京。赶到科里，正好早上7点30分，“一宿没睡觉，但我心情特好，没迟到，也没耽误工作。”那天上午，贾立群一共约了20多位患儿做B超，当日下午两点，才结束上午病人检查。
这样的作息时间，贯穿贾立群的整个从医生涯。他承诺，只要患儿需要，24小时，他随叫随到。一个休息日，他正理发，刚理了左边，右边还没动，医院急诊电话来了，贾立群立刻往医院赶。最多的一天，他夜里被叫起来19次。
北京儿童医院外科手术室，主刀医生王焕民在手术台上犯了难，这是一个腹膜后的肿瘤根治术，腹膜后血管和肿瘤紧紧地交缠在一起，深部的地方看不到，下手一摸，无从下刀。
“贾主任呢？”
“快叫贾主任吧！”
午夜12点，电话铃刚响一声，贾立群就接了起来。65岁的贾立群一直在家等着没睡觉，他知道当晚手术很复杂，也许“用得到”自己。
这样的默契更多发生在手术过程中。一位患有脂肪母细胞瘤的孩子，第三次手术，在场的医生都感到了压力。术中，主刀医生发现瘤体边界不清，无论如何也探查不到。怎么办？答案还是“贾立群B超”。
手术床前的王焕民一脸严肃。“把腔镜再往前伸两厘米吧。”不露声色的贾立群，用超声探头引导着腔镜。
两个小时，腹股沟部的肿瘤被切除干净。B超探头向右一转，贾立群发现了新目标：这是一处新的肿瘤病灶，环绕包裹着血管，要想完整切下它难极了。
“您先走吧，剩下的我们慢慢弄。”王焕民有些不好意思，挂钟已指向夜里3点。
“不着急，我陪着你们做。”多年来，贾立群和外科团队达成了这样的默契：手术不结束，超声科医生不下（手术）台。
北京儿童医院普通外科主任陈亚军还记得，一位3岁儿童坠楼重伤，从张家口坐直升机送到北京儿童医院。之前一直按常规治疗，直到贾立群发现患儿一处极隐蔽的消化道穿孔，才及时对症治疗。“一般人判断不出来，但贾主任B超就能查出来，孩子从楼上掉下来时，把肠子摔破了。”
不足12平方米的小屋子，就是贾立群的诊室。一次性床单是刚换的，耦合剂安静地“站”在B超机旁，摸上去是温热的。桌子、椅子上放着吸引小朋友注意力的玩具。任凭躺在那儿的孩子有多焦躁，贾立群始终不紧不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有时把家长都看着急了。
“贾主任，您看到底有没有问题呀？”
来自山西的男孩因偶然咳嗽出血，外院CT回报在胃后方有肿物。
“我在超声上看不到东西（肿物）。”贾立群拿着探头在孩子的肚皮上看了又看。
孩子父母还是不放心，又去外院做了经食道彩超，报告仍然有肿物。
家长执意手术，“开”出来的结果证实了贾立群的诊断。
二
每位新进科室的年轻人，都曾被贾立群请到办公室，回答两个问题——
“为什么选择这行？”
“你喜欢超声这行吗？”
这是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身处金字塔顶尖，竞争是残酷的。大学刚毕业，王玉就成了贾立群的学生。之前，他只在书上、某个讲座上，或者电视上见过贾立群。近距离接触后，王玉发现，贾老师就像父亲一样慈祥。有时，因为患儿数据报错了、论文写得不深入，他又能体验到贾老师弓着腰、板着脸，瞬间“发火”的一刻。
王玉刚进超声科时，团队只有5个人，很多人不知道儿童超声也能做得如此有声有色。进修的大夫越来越多，“最早科里一年一两个进修医生，现在是一个大夫带一个两个。”“如果你说出的诊断结果，恰巧和他的答案一样的时候，主任会给你一个特别的眼神，以示赞许。”王玉就曾被这个眼神鼓励过。
远程会诊是诸多基层医院的选择。绿色通道应运而生，复杂病例在超声科的微信群里会诊讨论，受益的医生和小患者愈来愈多。后来发生的事情，颇具戏剧性，有些被治愈的孩子立志学医，他们的人生故事，或许刚刚开始。
这些每年都在上演的故事让贾立群深深藏在心底，很少被挂在嘴边。在王玉眼里，贾立群是顶着众多光环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夫。检查前铺床单，检查后打印超声报告，这样的辅助性工作，有不少大专家往往交给助手来做，而贾立群从来事必躬亲。
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王晓曼提供了故事的另一面。有一次，贾立群身体不适，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说，坚持到下午把所有患儿B超检查完。“找我们的外科大夫一看，发现是急性阑尾炎，切下来的阑尾都坏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同行不理解，甚至在私下问：“贾立群这么拼，图什么？”
这个问题在2008年2月有了答案。贾立群连续检查出几十例“肾结石”患儿。同年9月，“三鹿奶粉事件”曝光，#三鹿奶粉#的词条很快登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后面还缀着“沸”字。贾立群凭借对这类患儿超声检查经验，和临床医生一起，在短短3小时内制定出了“毒奶粉肾结石”的全国诊断标准，并带领团队在此后数月中共筛查3万多个儿童。
那时，全国很多地方筛查出患有肾结石的儿童，贾立群忙得整宿整宿没法睡觉，同事胡艳秀记得，那段时间贾立群几乎透支了身体，“不是在去机场的路上，就是在去各个医院的路上。”
那些质问“图什么”的人，渐渐少了，最后消失了。
同事辛悦一直难忘贾立群那句玩笑话：“你还小，正长身体呢，快去吃饭。”她刚毕业时，超声科人手少，上午做完全部病人常常是一点以后，贾立群都会让年轻大夫去吃饭，自己接待随时再来的急诊。
许多县市级医院的年轻医生喜欢听他讲课，讲B超技术、儿科发展。曾多次听过他讲学的医生王四维说，“不同层级医院的医生都能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基层医院的医生在贾立群身上看到了“儿科超声医生的无限可能性”。
除了有些驼背、白发多了，贾立群的精神头似乎比十年前更加丰沛。胡艳秀记得，60岁生日那天，科里同事给贾立群过生日，祝福的卡片密密地插在蛋糕上，几乎盖住蛋糕。
同事拿着苹果问他：“主任，你吃苹果吗？”贾立群摇摇头，“我的牙不能咬，很松了，一直想治，但没时间。”
有人问他：“主任，您在东北兵团那么多年，后来回去过吗？”他又摇摇头：“回京以后就没去过，没时间啊。”
时间从来就不是秘密。40余年来，贾立群与“医”字为伴，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医生如今独当一面，传道授业，念着他的好，也陪着他，从年富力强到双鬓斑白。
三
终于到了退休年纪，但贾立群的社会头衔仍不见少，重新平衡工作与生活后，他依然选择了前者。
从许多生活细节来看，贾立群都是失职的。比如妻子生病，他不能陪伴左右；比如儿子的学习，他几乎很少过问；比如，他很不“爱惜”自己，阑尾炎穿孔手术、腰椎间盘突出无法躺着睡觉，宁可拄着拐上班，也不请假休息一天。
讲述这些的是妻子，“一辈子都在等他，等他吃饭、等他回家，哪怕等他陪我去趟超市。”碰上一个人在家，贾立群的三餐就是妻子走前准备的：写好日期的包子饺子，热热就能吃。
生活，也是有趣的。家里冰箱坏了两次，贾立群找来图纸自己修，维修的范围很广，包括洗衣机、汽车、手机，“但一切都要等他的时间，现在家里的水龙头还坏着呢。”贾立群特别喜欢汽车，在北京购车限号前一周，他买了辆手动挡轿车，一直开到现在。只是因为工作的缘故，贾立群的活动范围多为两点一线（家、医院），“家里的汽车年年没时间打理，九年跑了1万多公里。”66岁的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贾立群“宠”孩子，上学时，儿子想要一副耳机，很贵，妻子不同意买，贾立群看儿子喜欢，就偷偷买了送他。理由只有一个：弥补愧疚。“生病了，我只有他煮方便面的记忆，或者中午他穿着白大褂，端着从食堂买来的鱼香肉丝回家，放下，然后又走了。”
实际上，儿子还有很多尴尬的回忆。“我爸每年春节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就因为我们住得近。放假过节家里聚会，经常因为突然来了病人，他参加不了。”
也有脆弱的时候。一次去理发，有个小伙子问他，“你儿子多大，在哪儿上班？”贾立群没忍住，双眼里含着欲滴的泪珠。他学着年轻人的样子，在聊天软件上给儿子留言，通常是稀松平常的几句：“吃了吗？最近学习忙吗？要注意劳逸结合。”
“我爸平时话不多，大多都是以行动支持我。”儿子说。
他是节俭的，贾立群几乎不打车，一件穿过多年的T恤缝缝补补，又成了他的打底衫；他亦是大方的，每年“七一”医院组织党员爱心捐款至少是一千元，同事重病需要救助一拿就是几千块。尽管结婚超过35年，贾立群的言语间仍有一丝笨拙感，那就是妻子口中的，做丈夫、做父亲时“笨笨的”形象。当他切换到医生时，你又能看到那个有着专业素养的聪明人。
儿子上小学时，贾立群接他放学总是迟到，通常的理由是快下班了，又来了病人。“他上来就跟我道歉，然后说着相同的理由。”儿子在学校门口一等就是两个小时，“我和学校门口小卖部的人熟极了。”印象里的几次陪伴，是贾立群带儿子去中关村攒电脑，他深谙孩子的兴趣，“这也直接影响了我现在的工作，与计算机有关。”
贾立群目光垂下，开始说起了自己的理想：“不漏诊、不误诊，让每个孩子都远离疾病困扰。”他指着自己的老花镜，低头笑了起来。
仿佛打开了某个开关，贾立群的倾诉欲在这之后变得顺畅。窗外是北京的初冬，暖阳和煦，每一阵微风拂过树叶的响声，像是回应着他的心愿。（作者：李琭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