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荣辉在乡间送诊。资料图片
杜荣辉在村民家中看片子。资料图片
杜荣辉经常像候鸟一样，前往更南边的地方。
每月最后一个周五下班后，这个武汉市肺科医院的医生总是赶着离开办公室，驱车一路向南，进入通界高速，近3个小时之后，抵达湖北省通城县城郊的老家。
第二天上午8点前，杜荣辉会准时出现在通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口。在此之前，从十里八乡早早赶来的患者已经站满20平方米左右的结核病防治专科诊室，一边闲叙家常，一边等待她的到来。
这里是湖北省的东南角，湘鄂赣的交界地，沿着高速南行，20分钟就能进入湖南省。武深高速通界段通车之后，通城县县城与省会武汉的距离从200多公里缩短为170公里。
病人们确信杜医生一定会来，这是他们之间10年不曾改变的约定：每个月，杜荣辉都会提前和乡民们约好时间，给来自全县11个乡镇的肺科病人义务坐诊。
通城县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专科负责人刘葵手上有一个数据：仅2016年到2019年，就有上百名病人在这个“通城女儿”的帮助下痊愈。
日常工作和各种学术活动几乎占满了这位呼吸科主任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兼职教授的时间表，杜荣辉却没有想过要中止这并非强制要求的“契约”。
她经常说“医生下乡比病人奔波好”，也曾做过一个简单的计算：一个医生下乡一次，至少可以让30多个家庭免于奔波。
奔波的概念不仅包括交通费、挂号费、门诊费，还有心神——大多数患病的留守老人无力自行到大城市里看病；乡里人不熟悉大医院里的挂号流程，看一次病可能让人苦苦等上十天半月。
“乡亲们能把身体养好，重新撑起家庭，没有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回忆10年义诊时光，杜荣辉感觉快乐简单而纯粹。
专科诊室是义诊开始一年后才有的。早在2009年，通城城郊的老家，就是杜荣辉和病人相聚的“老地方”。
那年春节回乡，一个和杜荣辉差不多年纪的女病人找上门来。她在一家医疗机构被诊断为结核病，定时定量服用药物，但一年多里多次咳血，每次家里花费上万元。这一次，在年关前齐家团聚的喜庆时刻结核病急性发作。
“拿着痰盂咳两三百毫升血，要人命的。”杜荣辉一查验，病人咳血的原因根本不是肺结核，她甚至从来没有得过结核病。
在一摞CT片里，她发现了一个容易被忽视但极其关键的细节，沿着肺门、支气管，显现许多细碎的钙化点——这意味着，病人可能患有尘肺。
追问出来的信息印证了一个优秀医生的职业敏感：病人曾在当地一家瓷砖厂的流水线上工作过10年，厂房密闭、砖灰满屋，不戴口罩。
顾不上和亲人团聚，杜荣辉马上拨通了武汉同事的电话，紧急开辟绿色通道，将病人接到武汉做介入治疗，很快取出嵌在支气管里的钙化物。杜医生手到病除能救人命的故事也在小县城里快速传开。
有时，住得近的病人会找到杜荣辉老家，向她母亲询问杜医生何时回来；另一些沾亲带故的老乡则会打电话给她的家人；摸不清门道的老人则会联系当地疾控中心——尽管疾控中心此时还没有和杜医生展开合作，但在老人们眼里，“医生”是一家人。
从此，她每次回家都要给至少10个病人做诊疗，有时家门口会排起20多人的长队。一个常见的画面是，病人们围着她，七嘴八舌约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2009年，到杜荣辉老家求诊的病人数以百计，年龄最小的25岁，最大的77岁，其中老人占六七成，有不少是留守老人。
此前，杜荣辉从没想到，乡下会有这么多需要送诊的肺科病人，而这就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县域的现实。
武汉市肺科医院的青年医生曹探赜，曾主动陪同杜荣辉一起下乡义诊，他印象最深的是老乡们的健康意识不足，很多人常常拖到身体扛不住再去看病。
危险显而易见。因为拖延，身患肺结核的卢义病情迅速恶化，这个25岁的年轻人的左半边肺已有2/3的部分停止运转，体重骤降至90斤，形如皮包骨。尽管在杜荣辉的帮助下病情好转，但仍旧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这样的意识不足还表现在不能规范用药。结核病的治疗至少得坚持6个月，有的老乡吃了一个月的药，感觉咳嗽好了，就自己停药，结果病情反复发作，愈演愈烈。
“其实只要及时确诊，规范治疗，就可以很好地控制病情。”杜荣辉决定和当地卫生部门联系，扩大义诊范围，帮助更多的乡亲们。
通城县疾控中心则积极响应，在与患者协商讨论之后，义诊时间固定为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如果实在走不开，杜荣辉会提前一两个星期给刘葵打电话，调整义诊时间，以免老乡们白跑一趟。不过这样的情况极少发生，她总是有意识地把时间腾出来，因此，在各类学术会议上露面的机会少了很多。
最远的病人从20公里外的塘湖、麦市赶来。在接受诊疗之前，他们需要先赶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然后乘坐早班客车，最后步行到达疾控中心一楼的专科诊室。
基层缺乏医疗优质资源，是必须直面的现实。
在CT影像上，肺结核、尘肺、炎症等一系列肺科疾病的表现非常相似，稍有不慎就会出现误诊。地方医院救治条件有限，很多时候病人只能去大城市的医院就诊。
“小病大治”有时会直接导致病人放弃治疗。如果杜荣辉没有帮助李明减免1000多元的纤支镜费用，这位来自通城县塘湖镇的77岁老人也许会坚持自己最初的想法，拒绝住院治疗。
病人被确诊肺结核后，国家会为普通结核病患者免费提供链霉素、乙胺丁醇等一线抗结核药品。然而，年龄较大的患者往往多病缠身，抗结核药有时会与其他药物药性发生冲突，诱发老人们的旧病。
在杜荣辉接触到的案例里，就曾有病人因为免费药里的丙酰胺复发痛风。
另一方面，一些疑难杂症患者需要的药物，在小县城里并不常见。遇到这种情况，杜荣辉就会从武汉购置，再邮寄给通城县防疫站的工作人员，最后转交到病人手里，“一方面是病人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这些病人不要断药”。
遇到一些病情严重、不方便行动的病人，杜荣辉还会充当上门医生的角色。10年过去，通城县的所有乡镇几乎都留下了她背着药箱和听诊器下乡送诊的足迹。
因为痛风，方金坐了半年轮椅，家人害怕肺结核的传染性，让他独自住麦市镇冷段村的偏屋里，孙子则被接到外婆家。
省城来的专家杜荣辉出现在这里，仔细询问用药感受、病情变化之后，对处方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仅仅一个月后，方金可以拄着拐杖前往疾控中心。
等到老人完全恢复，杜荣辉还给他的家人挨个做教育工作，打消了全家人的顾虑，山村小家庭里恢复了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的场景。
2014年，外出打工的章恒感染结核病，回到通城县沙堆镇老家。有3年时间，正值壮年的他一直待在家里，极少外出，因为不想传染其他人，也害怕其他人的歧视。缓慢的疗效影响了他的信心，用药也断断续续。
在防疫站医生的建议下，章恒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杜医生问诊。杜荣辉一边安慰、鼓励，一边批评，“随意停药，结核病永远治不好。”
从此，章恒按时复诊。2019年9月，在与肺结核相伴5年之后，章恒完全康复，开始外出打工的新生活。
很难想象，与大量结核病人的频繁接触，杜荣辉似乎完全不担心被感染。
她说专业知识是她对抗肺结核偏见的武器。肺结核是一种传染性极低的慢性呼吸道疾病，不是所有肺结核病人都有传染性，人体内有巨噬细胞能够吞噬结核菌……
继续追问下去，她才会说，“当然还是有风险，但只要经常锻炼身体，免疫力就没问题。”
10年的坚持，有太多付出。
2016年，通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武汉市肺科医院正式合作，组成医疗联合体，义诊走向规范化。通城县疾控中心曾多次提出派专车接送，尽管回乡一次的油费与过路费超过500元，杜荣辉还是委婉地拒绝了。
丈夫陈彪继续担任杜荣辉义诊路上的专用司机，因为下班的车流而堵在武汉二环、三环是夫妻俩共同的记忆。有记录的120多次义诊中，陈彪绝大多数时候都以开车接送默默地表示对妻子的支持。
她至今记得2017年7月义诊路上的一场暴雨。晚上8点半，刚下班的杜荣辉正准备前往通城，突然下起大暴雨。武汉成了“江城”，通城县也淹了大半，县里来电话商量是否换个时间。
杜荣辉还是决定要去，“时间都约好了，有的留守老人就盼着这一天”。
她担心，如果自己因为下雨就把义诊停了，病人们也会有样学样，病情稍微好一点就放弃继续用药。“更何况一个一个地通知肯定来不及，不能让老乡们白跑一趟”。
出于安全考虑，陈彪只能低速行驶，到达通城时，时针已经转到第二天了。
义诊10年中，杜荣辉的女儿先后经历了中考、高考等紧要关口。对于母亲一直以来满满当当的时间表，女儿的反应是“习惯并感动着”；杜荣辉也会尽量挤出时间来陪伴女儿。
如今，女儿就读于某医学院影像学研究生二年级。逢年过节，她会和母亲一起前往通城，帮忙整理病例资料。
那个10年前被误诊为肺结核的尘肺病人早已康复，直到现在，还经常到疾控中心看望杜荣辉。她现在身体很好，已经找到一份财务会计的工作，家里盖了新房，小孩正在上学读书……
10年来，义诊治疗超过3000人次，结核病患者人数降到100以下，老乡们不善言辞，感激之情大多是借助土特产和自己种的蔬菜瓜果来表达。
让杜荣辉同样高兴的是，一支“不走的基层队”正在逐步成长。
平时，杜荣辉只要有时间，便手把手为当地医生传授经验。在杜荣辉的帮助下，刘葵就曾两次前往武汉市肺科医院进修影像学，“以前这样的机会对于基层难以想象”，而结核病防治专科也有了一支七八个人的队伍。
而今，再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她也向杜荣辉寻求帮助。那种力不从心的情况相比从前已经少了太多。
杜荣辉医生的事迹在医院里渐渐传开，2019年，武汉市肺科医院也号召组建起义诊志愿服务队，500名员工的医院里，一下子有400多人报名。
也有人对10年义诊的“义”字表示过怀疑。
在当地一所中学当校长的老同学，私下里问杜荣辉，“你义诊这么多年，医院肯定给你年薪吧？”
杜荣辉似乎不太擅长为自己辩解。“如果你觉得我收了钱，你就这么认为吧”。
这些驳杂的声音没有影响到杜荣辉的热情。对她而言，自己只是做了一点小事，力所能及、天经地义，最大的困难无非是“义诊路上的恶劣天气”。
让人庆幸的是，这10年义诊的日子里，“老天爷”似乎特别眷顾，晴天总是更多一些。
（文中所有患者均为化名）（记者 雷宇 通讯员 熊康 王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