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因发生导致人员伤亡的边境冲突，而一下子成为国际焦点。18日，中国外交部表态称，目前形势总体稳定、可控，双方同意尽快使局势降温。在印度，政府保持相对克制的同时，也有一些组织及人士情绪高涨，甚至发起示威，宣称要抵制所有中国商品。其实，在此次事件发生前，就有声音呼吁印度管控好国内的极端组织。过去一段时间，从就边境问题放硬话、爆猛料，到“删除中国应用程序”的App走红，再到疫情期间民间一些人士的“去中国化”运动，他们持续煽动对立情绪，制造反华风潮。他们是谁？
反华分子制造声浪
中印边境爆发冲突、印军出现伤亡的消息传出后，印度多地发生反华示威。在加尔各答中国总领馆外，右翼组织“全印学生委员会”（ABVP）举行静坐抗议，高呼反华口号。与此同时，在新德里，右翼“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附属机构“民族觉醒组织”（SJM），其成员在示威时有10人被警方拘捕。
在这波针对中国的示威中，不少人呼吁抵制中国商品。在德里南部一个有名的居民区，当地的“居民福利协会”组织扬言“对中国宣战”。该组织的负责人是一名退役少校，他录了一个5分钟音频文件，要印度人抵制“中国制造”，还称他们不能拿起枪来“太遗憾了”。此外，全印贸易商联会、印度电讯协会及多名印度内阁部长级高官呼吁抵制中国商品，在社交媒体上，印度网民将其刷成热门话题。
实际上，这样的抵制运动在此次边境冲突发生前就存在。索南·旺楚克是印度知名人物，也是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主人公兰彻的原型。他发明的“冰塔”储水技术解决了每年4至5月关键播种期的农业用水危机，他甚至受到瑞士政府关注，邀其到阿尔卑斯山建造“冰塔”。前不久他在推特上发文，鼓动印度民众抵制所有中国商品，包括中资背景的手机应用程序TikTok。
无独有偶，上个月，印度一款手机应用程序（App）火爆一时。这款名为“删除中国应用程序”的App声称可以检测并移除用户手机里的所有“中国App”，推出不到两周，下载量突破100万次，虽然很快被谷歌商店下架，但印度社会的反华情绪却没有平复。
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这样的氛围下，跟着“带节奏”的人不少。像印度人民党发言人夏尔玛在推特上公开称赞那款手机应用程序，称“很高兴看到有人树立了（对抗中国的）榜样”。果阿邦邦长声称，应在果阿境内全面抵制中国商品。宗教人士也不甘寂寞——印度宗教领袖拉姆德夫接受印媒采访时，公然挑唆民众抵制中国商品，宣称中国正不遗余力地伤害印度。一名印度媒体同行的话更是让记者吃了一惊，他是当地圈内“资深的反华人士”，他专门打来电话，言语中满是轻佻，告诉记者说：“印度要开始全面抵制中国了！”
印度问题专家、成都世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龙兴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印边境对峙之下，印度一些媒体和激进民族主义者甚至专家学者纷纷参与炒作，大都是批判中国如何与印度为敌。于是，敌对情绪变浓。就连平常对华比较温和的人最近也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声称除了在边界问题上要对中国强硬，甚至还要印度重新思考“一个中国”政策。
由于边界问题的复杂性，中印边境对峙时常发生，多数能很快通过对话解决，但一些印媒用真伪难辨的所谓爆料推波助澜，而印度军方也几次发表声明，反对媒体煽动对立情绪。早在5月中旬，印度就有自称一线人员的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宣称边境出现冲突，印军伤亡上百。进入下旬，“今日印度”电视台播放“中国重型卡车进入加勒万河谷”的卫星图像，新德里电视台贴出“中国军队在拉达克地区驻扎”的卫星照片，《印度教徒报》称印中增派兵力……这些报道中，常有匿名印度官员、军方人士等出现。
在龙兴春看来，印度鹰派人士包括智库专家学者、退休官员将领等，通过媒体发声，相互之间是配合关系。发声者当中，在任的比较谨慎，他们讲话需要负责任，而且明白中印力量对比对印度不利。退休人员则相当强硬。在他看来，相比洞朗对峙期间印方放的狠话，最近能感到印度军方、政府想低调地冷处理，主要还是那些退役将领在找媒体煽动情绪。
这些人主要有四类
印度国内这波反华风潮的出现，还有一个大背景，即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印度遭遇信任危机，排华之声不绝于耳。《环球时报》记者发现，即使印度主流英文报纸提到“新冠病毒”时相对克制，用词正规，但在印度多个电视台的辩论甚至新闻节目中，“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政治化、污名化表述屡见不鲜。中下层观众相对集中的印地语新闻频道，情况更为严重。
印度智库塔克沙西拉研究所今年4月做的一个在线调查显示，1299名受访者中（其中1156名是印度人），67％的人认为“中国是导致新冠病毒暴发的原因”，48％的人表示“中国未能在疫情早期控制其暴发，并向全世界撒谎”。更可笑的是，还有约18％的人断定“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物武器”，超过50％的人声称“应该称‘中国病毒’”，目的是确保中国不能逃脱追责。而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月就驳斥了新冠病毒“实验室制造论”“生物武器论”。
卡普尔夫妇是记者以前的邻居，他们约50多岁，分别是当地国企的管理层和大学老师，共同的英国求学经历使他们结缘。两人可以称得上是“开放”“新派”的代名词，要知道，在他们当初的年纪，敢于摆脱“包办婚姻”的人凤毛麟角。顺便提一句，印度现在的传统家庭依然奉行“包办婚姻”。卡普尔夫妇曾两次去中国旅游，即便如此，他们在谈论中国时虽少了些敌意，但对中国发展成就的不屑、就一些历史事件指责中国，仍在言谈中不时流露出来。
在印度的中产及以上阶层中，抱有和卡普尔夫妇相似观点的大有人在。不少人以精英自诩的同时，对“民主自由”等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怀着痴迷盲从的心态。相比眼见为实的发展成就，他们更愿意相信美西方所谓自由社会媒体关于中国的种种妖魔化报道。他们的逻辑是，“建立在错误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之上的任何发展都是伪命题”，所以在他们眼中，“中国打从根儿上就错了”。与他们比起来，那种彻头彻尾的反华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及以反华作为晋身“投名状”的政客倒是“少数派”了。
提到极端民族主义者，过去几年，受多种因素影响，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愈发高涨，一些右翼组织愈发活跃。像这次在新德里搞反华示威游行的“民族觉醒组织”（SJM），前不久其全国联合召集人阿什瓦尼·马哈詹就在一份声明中信誓旦旦地宣称，“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推动印度人抵制中国商品”，他还指责中国应该为全球新冠疫情负责，宣称封锁措施和随后的经济衰退、失业都是“中国病毒”造成的。
5月中旬，印度总理莫迪曾在一次全国性讲话中，多次呼吁印度“自力更生”，并提出相关的经济计划。不过，有印度官员随后表示，该“自力更生”运动不针对任何国家。但右翼组织如RSS、SJM等并不满意。这两天，就德里到另一座城市密拉特的道路工程，SJM施压政府取消中国工程公司的投标资格。“总理自己宣布开展‘为本地发声’运动……让中国公司投标违反‘自力更生的印度’这一理念。”马哈詹声称。
总的来说，印度反华者主要有四类。首先是视中国为敌的顽固分子，他们往往受1962年战争影响较深，甚至有亲人在那场战争中丧生。其次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或奔走推动印度更名为古称，或游说抵制中国货。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反华，也反美、反欧、反俄，反对几乎一切外来事物。
第三类是政客，其特点是将“反华”作为其在政治舞台上“进步”的“敲门砖”。对他们而言，既没有是非曲直，也没有眼见为实，如果反华对他有利就反华，如果有朝一日反美有利那就反美。第四类则是像卡普尔一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有钱有闲”，但故步自封在西方和自己编造的意识形态世界中。当然，有些人是上述几类兼而有之。
周期性情绪爆发有根源
为什么每当中印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甚至两国政府还没公开表态时，印度一些媒体及民族主义分子就先“炸锅”了呢？《环球时报》记者发现，印度社会、舆论的反华情绪几乎是无须动员，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无论是边界问题还是贸易纠纷，他们肯定“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打出一套“反华组合拳”。
记者认为，这反映出问题核心还是两国战略互信严重不足。如果将中印关系比作一张银行卡的话，在经历了1962年战争、印度1998年核试、印度寻求加入“核供应国集团”、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被拒、2017年洞朗对峙等一系列事件后，这张卡已经极度透支。这还不算边境水资源、“藏独”问题、对华贸易逆差、涉巴基斯坦反恐等老生常谈但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样的双边关系背景下，“去中国化”“抵制中国商品”等无厘头的口号多年来周期性地不胫而走，甚至催生出任何“反华怪胎”都不意外。
其实，记者一直觉得印度提“去中国化”是一件很可笑的事。试问，对于中印关系这样一个双边贸易额不足1000亿美元、年人员交流刚突破100万人次的双边关系来说，有什么资格来谈“去中国化”。印度的一名媒体朋友曾直白地告诉记者，如果想要“去中国化”，“就先把自己用的中国品牌手机砸了吧”。
中印是全球“唯二”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但无论是贸易总额还是人文交往，远不如中国与其他一些周边国家，这与中印的大国地位也非常不匹配。这里面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结构性问题。从印度国内的反华实际来看，更多的是印度从上到下都缺乏改变的意愿和诚意，当然还有对中国发展的疑惧与焦虑情绪作怪。《环球时报》记者为此在日常工作中向印度朋友做了很多解释，但他们听后不约而同地质问记者：“即使我们能忘掉1962，难道我们能和一个侵占自己领土的国家真心交朋友吗？”
他们指的是“中巴经济走廊”和中国与被称为“巴铁”的巴基斯坦的关系。一方面，印度方面宣传“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穿越巴控克什米尔地区，而该地区是印巴争议领土，污蔑该项目侵犯印度主权。印度几乎所有媒体都支持这一立场，并不停地“泼脏水”。另一方面，印度与巴基斯坦可谓世仇，不少印度人都抱有“巴基斯坦的朋友就是印度的敌人”这样非此即彼的立场。
记者认识一名印度人民党党部的高层，他全家在从巴基斯坦逃亡印度的途中被杀害，自己从死人堆中爬了出来。他曾对记者说，“让我放下对巴基斯坦的仇恨不可能，让我的子女放下对巴基斯坦的仇恨不可能，让我跟巴基斯坦的朋友做朋友也不可能。”
作为在印度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外国人，《环球时报》记者在日常工作中能明显感受到来自印度各个阶层对中国的情绪，包括不屑和敌意。归根结底，大部分人并不了解中国。记者的朋友阿都尔在中国生活超过30年，作为不折不扣的“中国通”，他经常对记者谈及中国的种种优点，当然不可避免地将中印进行比较。“一些印度人对中国的偏见不仅源于认知的差异，更多是执着于历史的包袱，落入意识形态的窠臼。”他总结道。
其实，反过来看，当我们提到印度时，又会联想到哪些关键词？当我们反感印度社会的反华行为时，也许我们也该思考，我们是否或多或少、选择性地忽视了印度的一些优点？
